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随后，他在多个重要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在学理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构建的国际关系学纲领性概念，体现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对于国际关系本质和发展趋势的理解，反映出“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智慧；在实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霸权主义思维下的等级式国际秩序观，创造性描绘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蓝图。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创造性揭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基础与实践路径，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体现。
批判超越：共同体思想的当代范式创新
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社会首先出现在欧洲，然后才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非西方国家只有在接受由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和制度后，才能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进一步而言，西方国家在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时具有相似的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因此更易形成共同体。卡尔·多伊奇曾提出，共同体意味着群体中的一部分个体就通过和平变革方式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达成了共识，而和平变革意味着要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而非使用武力来解决各类问题。从定义看，传统上的共同体概念主要聚焦安全领域，因此通常将成员国之间不会彼此使用武力、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机制称作安全共同体。
伊曼纽尔·阿德勒和迈克尔·巴涅特也认为，安全共同体是一种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跨国区域，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于和平变革拥有稳定的预期。这种安全共同体具有三个典型特点：第一，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身份和价值观。第二，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着诸多领域内的直接互动关系。第三，共同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性，其成员更加关注长远利益，且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性。上述学者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规范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互动，相对于仅从成本收益角度理解国家行为是一种进步。
然而，这些西方学者所提到的共同体仍然是一种“狭隘的”共同体，因为其成员只局限在西方国家之间，比如西方政治学经典理论“民主和平论”就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主要是以所谓制度相似性和文化身份规定共同体的成员准入。在这种话语逻辑下，西方国家彼此之间如果要构建起集体身份，就需要塑造同这些国家相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他者。在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被当作建构西方安全共同体所必需的集体身份的他者。冷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再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一些西方国家转而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来维系自身的集体身份。这就是诸如北约等军事集团经常将他国渲染为“威胁”，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侵犯他国主权和干涉他国内政的部分因由。可见，西方话语体系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导了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实践，其隐含逻辑是将西方国家自身视作“文明”的代表，而非西方国家则是需要被加以“改造”的对象。只有在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国家设立的各种规范和制度后，这些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国际社会成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展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西方理论范式的超越。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霸权逻辑，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强调“霸权治理”和“实力等级”等概念，默认由霸权国主导国际秩序并掌握小国弱国命运的合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强调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重塑国际秩序，与依凭联盟体系、武力威慑、经济制裁等政策工具的强权式治理、排他性治理逻辑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致力于构建和而不同的文明秩序。西方学界习惯于将人类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此导致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出笼与流行，认为人类的未来走向是不同文明间的征服与替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认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和发展道路，这种文明观为构建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指明了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新了共同体范式，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超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选择。
自主构建：塑造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观内核
重大理论创新通常应具备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内核。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提供了思想的源头活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世界观内核。作为一种基于中国智慧的理论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利益共同体，第二层次是责任共同体，第三层次是情感共同体。三者环环相扣，构成利益共生、责任共担、情感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首先是利益共同体。作为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是惠及所有成员的共同体利益，同时主张每个成员的合理诉求都应得到尊重，合理关切都应得到保障。恩格斯在《论未来的联合体》一文中指出，未来的联合体将把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即指在扬弃本源共同体之抽象性与个体利益之庸俗性的基础上，实现本源共同体的伦理维度与市民社会的私人维度的有机融合。在大国竞争愈演愈烈、国际冲突延宕不断、经济相互依赖武器化、世界政治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利益共同体的思想内核昭示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国际社会破除“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其次是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路径在于将世界视作一个共生共荣的整体，只有当每一位成员都承担全球责任时，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能长久。从儒家传统出发，可以将其归于“仁”这一思想要素的价值，即共同体成员一方面须做到“克己”，另一方面须做到“爱人”。在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是核心，“克己复礼为仁”是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则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将“仁”的思想外化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则体现为主张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全球治理中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责任。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的现实，责任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塑造为新型国际规范，可以为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指明实践方向。
最后是情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产生凝聚力的核心，在于其将全人类的基本情感认同作为出发点。《礼记》中记载了人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追求的是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共同进步和福祉。在大同社会中，政治上要求选贤任能，经济上要求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这都需要深刻的情感共鸣与情感认同。这一社会理想的启发意义在于，需要通过情感认同纽带培养和巩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不同于漠视文明差异和情感认同的滥用所谓“普世价值”的做法，情感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相亲基础上的共同价值遵循，有利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经久的民意基础、情感依托与价值引领。
创新引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融通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凸显出不同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对于世界政治本质和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在国际社会中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有助于发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引领性作用。
在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层面，关系理论、共生理论等根植于中国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原创性理论日渐成熟，不断丰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内涵，在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交相作用下彰显着纲领性概念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价值。从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间互动与整体关系网络相互建构，全球治理是以国际协商谈判为基础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控制或强迫其接受规则。从共生理论的角度来看，所有相关主体都是平等的，协同共进是其互利共生关系的核心特征，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世界的内在属性，需要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角度来理解国家间关系。
在知识应用与实践引领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知识体系与中国生动鲜活的外交实践相互促进，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理念及其实践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深化上合、金砖等多边合作机制，健全冲突协调和战略对话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由乱到治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从人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出发，共享发展经验与创新成果，缩小经济差距和科技鸿沟，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外化为全球南方合作新契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由衰到兴的方法论。
当前，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实践正积极推动国际关系从冲突对抗向命运与共转变，这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世界意义。面向未来，需要继续在回应时代命题中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底蕴，在引领全球治理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延，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感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加完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者：戴长征，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联丰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